云南农业大学退休教授 赖端林
我入党已整五十年，获得了中共中央颁发的“光荣在党五十年”的纪念章。回顾五十年的入党经历，自己深深感到：入党，有一分光荣，但更多的是责任。它就像孙悟空戴在头上的紧箍咒，需时时的警醒自己，约束自己。
一九七0年七月，参军到部队刚半年的我，就跟随我们连队的原指导员，时任副营长的鲁成昌同志，到临沧地区贸易公司当军代表，帮助地方开展工作。临沧地区贸易公司有个下属单位副食品加工厂，主要生产市场需要的糕点、豆腐、酱油等食品，有将近百十号人，地处郊区，离公司本部较远。鉴于此，鲁副营长主要负责公司本部的工作，让我先后带着三个一九六六年，一个一九六八年的老兵在加工厂执行任务，因为任务完成得比较好，当军代表不到一年，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三日，就由鲁副营长和另一位同志介绍加入了党组织。尽管我还是个新兵，但与各位老兵相处很好，他们都很支持我的工作，相互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有个一九六六年的老兵名叫李福元，是石屏人。在一起相处半年多后，部队决定让他退伍。分别的前夜，我们来到离驻地不远的南汀河边，倾心交谈，触景生情，自己当即写了一首小诗送给他：“圆月散清辉、南汀去不停。远山到眼前，流水话别情。人生多歧路，长途自用心。明日君别后，依依望石屏”。
回到部队后，当了几年连队的文书。除做好文书工作外，印象最深的就是站岗放哨，阿佤山的冬天还是挺冷的，站一个小时的哨,睡下几个小时脚都是冷的。站哨很大程度上凭自觉，喊到你时，只要说声“我病了，今天不站了”，带哨的就会喊下一个，反正别人也看不见，有的后进点的战士有时就会“耍死皮”，找借口不站哨。自己当兵几年，从来没有误过哨。有一次连队指导员对我说：“别人都时不时的会生病，我怎么从来没有见你生过病？”
当兵四年后，我到连队的一个先进班当班长。刚到班里不久，就接到连里到驻地附近山上砍芭蕉杆喂猪的任务，规定每人砍两趟，扛到公路后让汽车拉回。因为长期需砍芭蕉杆喂猪，所以砍芭蕉杆的地方越来越远，越来越难砍到。特别是夏天的雨水天，山箐里的蚂蝗很多，叮人后吃饱了血的蚂蝗大得吓人。到了山上后，只见班里的战士每人砍了两根小点的芭蕉杆，捆在一起就下山了，我砍了大的一根就跟着来到了公路上。芭蕉杆放好后，我要求大家再上山砍一趟，只见大伙也不吭声也不动。当时我就生气地说道：“连里明明规定要砍两趟，你们怎么只砍了一趟就不去了呢？你们不去，我自己去！”说完我自己拿着砍刀就上山了。边境线上的阿佤山，山高箐深，草木丰茂。到了大山上，我正要砍芭蕉杆时，突然看见一个穿着黑衣服的佤族男子，扛着火药枪，向我砍芭蕉杆的地方走来，看到我后，用佤语咿咿哑哑的向着我说话，我一句也听不懂。砍好芭蕉杆扛到公路上，全班战友都还在等我，从大家的眼神可以看出，他们是被深深的感动了。以后我们班成为驻地工作队，帮助驻地的佤族群众办夜校、种蔬菜、修道路、改台地，春种秋收，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受到驻地佤族群众的极大好评。
从部队复员后，我先后当了工人、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云南省建筑工程总公司党委宣传部工作。一九九四年二月，担任云南省建筑工程总公司党校副校长，校长是总公司党委书记。总公司领导对干部培训工作十分重视，每年都要在党校举办几期十天左右，几十人参加的科以上干部培训班，培训班的具体工作就由我负责。培训中，我针对企业生产任务重，不少干部对学习不够重视的特点，坚持每天四次，上午两次，下午两次的点名、清点人数制度，对好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扬，对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批评，个别实在旷课多的学员，直接打电话给公司党委书记，请他们督促帮助改正。上午上课，我都坚持请学术水平高的专家、学者来给学员授课。授课时我都坚持到场听课，授课完当场对授课、听课情况进行点评。下午小组讨论，我都尽量参加，要求各个小组认真作好记录。学习快结束时，都要求每个学员写一份学习的心得体会。每一期的学习培训班，开学和结业典礼，总公司党委的主要领导都会参加，都是由我主持开学典和结业典礼时作学习总结。为了搞好学习总结，我都会认真阅读各个小组的讨论记录以及每个学员的学习心得体会。对好的认识体会，我都会在结业典礼的学习总结时给予宣读表扬。
云南农业大学退休教授 赖端林
记得《孙子兵法》上有句话说得好：“视卒如爱子”。在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把自己的部下，自己的学员当成自己心爱的儿子一样。为了把收到的培训费更多地用到学员身上，党校的工作人员的培训补助费，每一期十天只有五十元。有一次，一位《云南建筑报》的记者到党校采访，他听到这一情况后，感叹的说：“人家讲一上午的课都得几百元，而你们办十天的培训班，做那么多的事，只补助五十元，实在是太少了。”平时，我对学员的食宿情况还是比较关心。在学校值班时，夜里我会到宿舍看一看大家住宿的情况；吃饭时，看一看饭菜的情况。有一次，几个学员给我反映，最近的饭菜质量差，数量也少。听后我很生气，就在有二、三十人参加的科以上干部的校务会上，把膳食科长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事后参会的人有的给我说：“你在批评膳食科长的时候，他的脸都是红一阵白一阵的。”
云南省建筑工程学校和云南省建筑工程总公司党校在同一个校院里办公，其实就是两块牌子一个班子，我在担任总公司党校副校长的同时，还担任云南建校的党委委员，后又担任党委副书记。平时，总公司党校办班的时候，我就集中精力办班，不办班的时候，就给学生上课，参加学校的管理工作。到学校后不久，我就给学校提议，办一份有建校特色的小报，以反映学校师生的工作、学习、生活、思想情况，此提议得到时任云南省建筑工程学校校长朱正中的大力支持，并亲自定名为《建校月报》。《建校月报》从出刊到停刊，共出了近四十期，可以说是越办越好。《建校月报》在我写的发刊词里，就明确提出，要反映的是“熟悉的人，身边的事。”我在建校很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为《建校月报》组稿、选稿、改稿、抄稿、校稿。师生，特别是学生写稿的积极性非常高，每出一期都要从学生写的几百份稿件中，选出极少数稿件进行刊登。我对学生的每一份稿件都认真审阅、对能用的稿件，都认真帮助修改、抄写。鉴于学生的稿件上《建校月报》很难，不少班主任就规定，只要上了《建校月报》，《建报月报》发给多少稿费，班上就用班费给发多少。《建校月报》在校内外受到广泛的好评。有一次，时任省建总公司党委书记的何德亮亲口对我说：“《建校月报》办得不错，每一期我们都把它作为重要文件，在总公司领导中进行传阅。”
二00四年年初，我到云南建校当领导已有十个年头了，也算是老领导了。那时，大专院校大幅扩招，云南建校只是所中专学校，面临的是学校招生困难，生源质量大幅下降，老师无法教，学生无法学的状况。对此，校领导和教职工心中都很着急。一天坐交通车到学校上班的路上，当时校领导在车上的只有我一人，只听田欣、赵兰等几位老师对我说：“校领导还是应当为学校的长期生存和发展考虑，你们过几年倒是拍拍屁股退休走人了，留下我们这些年轻教师，以后该怎么办啊！”他们的这些话，对我触动很大。
过了几天，学校开班子会，我就在班子会上谈了学校面临的形势后，提出要从更高的层次，更长远的视角来考虑学校的长远生存、发展问题。当时，朱正中校长不同意我的意见，我俩就在会上大吵起来，他拍了桌子，我也拍了桌子。会后，他下来征求了部分校领导的意见，他们都觉得我说的更有道理，他也就改变了原来的想法，积极谋划改变学校的现状。经过多方努力，最后云南农业大学同意云南建校并入该校。
在建校併不併农大的问题上，班子成员是有不同意见的。七个成员，除我外有三个同意、三个不同意。到我可以说是关键一票，我投同意票，就可能併得成，我投不同意票，可能就併不成，那时我感觉压力真是山一样大，考虑再三后，我最终投了同意票。学校在班子同意併的基础上，又在全校教职工中进行了公投，结果百分之九十几的教职工，都同意云南建校併入云南农业大学。在併的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到我作发言表态时，想到併校的始作俑者是我，同意併的关键一票也是我，也不知併后的前景如何？于是我流着眼泪的对全校教职工说：“如果併不好，那我愧对学校，愧对教职工！”云南建校併入云南农业大学至今已有十七个年头了，云南农业大学是所好学校，应当说云南建校併入云南农业大学是实现了“双赢”，对国家、对人民有利，这次的决策是正确的。
二00四年九月，云南建校併入云南农大后，时任云南农大党委书记的刘光维征求我对工作的意见，我对刘书记说，我长期都在弄报纸，还是比较喜欢写写文章写写稿，能否让我到宣传部去帮着弄报纸？刘书记当即表态说，我们正缺这方面的人，可以。这样我就到了农大担任党委宣传部的副部长，并兼任云南农业大学报的副总编。到了宣传部，时任宣传部部长的杨云热情接待了我，并当即提出，能否把现在的每月一期的小报，改为大报？我当即表态说：应当是可以的。只是办报是件很花钱的事，办报的经费能不能得到保证？他说经费没有问题。这样我又重操旧业，每天的很多时间就是采访、写稿，选稿、改稿、抄稿、校稿。在我手上，云南农业大学报由小报变成了大报。由于自己喜欢做这件事，所以那段时间，自己总是忙并快乐着。
二00九年六月，自己从工作岗位上退休。退休后，还是能尽量发挥余热，先后担任过学校的教学督导、退休党支部的支部书记，参加昆明人艺术团，在里面拉二胡，有时还为团里写点小剧本。有时还写点能体现正能量的文章和小诗，自己觉得这也算是对党和国家一点小小的贡献吧。
尽管自己入党已五十年，做了些自己该做的事，但离党的号召，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还差得很远。自己今后一定更加努力地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随时随地注意起好模范带头作用，让身边的人看到，自己不愧为受党教育多年，有五十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的称号！
作者：云南农业大学退休教授 赖端林
编辑 吴敏昆 校审 杨文翠 主编 钱丙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