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赵银棠（1904—1993），字玉生，是纳西族第一个女大学生。 1929年初春， 母亲从丽江徒步一个月来到昆明读书求学。作为一名东陆大学的文史类选修生，她半工半读，既在小学代课，又在东大读书。求学期间，她说在“所选课目中，最爱听袁嘉穀树五老师的课”。

自 1944 年起，母亲就产生了“写成一本《丽江文化考略》 的念头”。她开始对丽江的地理概况、历史沿革、风景名胜、文化发展、多巴神话、纳西民歌等各个方面进行收集、研究与整理。母亲在授课之余，一方面查阅历史书籍、宦谱、家谱，一方面走访耆宿，向他们虚心请教。

每日清晨，天刚发亮，她就带着资料，到家附近的丽江县立初级中学部工作——那里有一方取名“乐育院” 的教学楼，母亲在楼上教室里伏案写作，直到接近上午八时学生到校上课时止。她写作的具体内容从不对外透露，但这个工作习惯，却多年坚持不断。 1947 年书成稿后，母亲感到书的内容过于单薄，“绝对不是‘文化考略’ 那类东西”， 认为“把它改做《玉龙旧话》，还觉得比较相宜”。 ①

1948 年 7 月 5 日，我离开丽江赴昆明参加大学入学考试， 同行的大多是省立中学高十六班的本届毕业生，其中还有半年前毕业的高十五班同学。七天的马帮行程，加上从下关到昆明的两天卡车车程，于十三日下午，在倾盆大雨中到达昆明太和街。

十四日上午，来到云南大学大门口（青云街西口的云南大学“腾蛟”门），看见有几个学生在散发传单。云南大学的会泽院大楼被军警包围了，阳台上许多学生在呐喊、敲脸盆。我们从丁字坡出大北城门，经过南菁中学（解放后叫昆明第三十中学）。中学门口同样有学生在散发传单，中学教学楼由学生占领，也被军警包围。

学生与军警对峙，我们这些来自边地县份的学生，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一触即发的严峻场面，觉得这些赤手空拳的学生很勇敢，而那些荷枪实弹的军警非常地霸道无耻。

次日，发生了“七·一五事件”，军警攻破学生据点，把被捕的学生关进“夏令营”， 逐一审查。② 下午，解除戒严，我找到同村的同学赵仲修，他住在云南大学西宿舍，我就跟他住在一室。赵仲修是丽江省中高十四班毕业生，于 1947 年考入云南大学农学院农艺系。 解放后，他成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小麦专家，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方国瑜先生全家福，摄于云南大学“晚翠园”（云南大学原副校长方应祥提供照片）

赵仲修与云南大学的历史教授方国瑜（1903－1983 年） 是远亲关系，十六日上午，他带我去到云大校园内的晚翠园职工宿舍，拜访方教授，呈送一封我母亲嘱交的亲笔信。信封敞口，内容很短，其中提了我的名字以及赴省高考、请予教导之事。母亲交给我这封信时，没有什么特别的口头解释或提示。

我见到了方教授全家人：方师母是一位高身材、大眼睛、一口地道北方口音的中年妇人，态度和霭可亲。长女方爱琪和儿子方应祥已进入中学和小学，幼女方福琪才有两三岁。一家人挤住在晚翠园一套不到五十平米的土坯房里，进门的客厅很小，只能坐两三个人。方教授是当时纳西族唯一的大学教授，是我国云南民族史、云南地方史和西南民族史等方面的专家，被后继誉为“滇史巨擘”“南中泰斗”的学科带头人。 他对纳西族的多巴文字也曾作过系统研究，有专著出版。能有机会拜望他，坐在他的面前，我感到很荣幸。

方教授是位高个中年男人，脸庞瘦长，不蓄须，戴一付黑框近视眼镜。他的丽江口音很重，谈吐安祥，彬彬有礼，温文尔雅。我戴一顶学生帽，一条手巾扣在帽子里，用外露部分遮住左耳、左脸以及左下颌，不让人看到左颈下颌那个不断流出黄绿色脓液的皮肤瘘管口——这个瘘管折磨了我将近一年。

方教授看过信，问我打算报考什么系，有什么困难？我回答：想读机械工程学系，主要困难是左下颌患病。逗留不到十分钟，我同赵仲修就告退离开。

方教授送我们出门，虽经我多次请求先生留步，他却坚持送客。走过迂曲的菜园小径，一直走到接近云大矿冶楼的大路上，他才再次告别，嘱我今后常来，才分手返回。我这个渺小的中学生，首次拜望长者，得以蒙受学术大师的如此礼遇，使我受宠若惊。

 女作家赵银棠著作《玉龙旧话》封面,纳西族书法家张献书题字。

当时昆明有三所大学，我没有报考昆明师范学院及私立五华学院。云南大学录取新生放榜， 考虑到病情以及需要医治等情形， 我被录入大学“先修班”（预科） 理工组。按照校方的规定，我办理了“先修班” 入读手续。

我接着住进云大医学院附属医院外科病房， 医院位于昆明古城墙大北门望京楼外的云大围墙内。我接受了左下颌骨的手术治疗：手术采取点滴吸入乙醚的全身麻醉， 取出阻生的智齿，刮除所有死骨及无用的软组织，留置下一根引流管。上午九时开始实施麻醉，我很快失去知觉，醒来时已是次日早晨八时。据清洁工人说，我安详地独自睡着，直到现在醒来。手术之前，我没有对谁说过。术后次日下午，当赵仲修来看望时，我正吃着清洁工人从医院食堂买来的晚餐。饭后，我给母亲发了电报：手术成功，吉安。

第三天，医生允许我下床自由活动。 因为住院费用很贵，我蒙允改为每日上午到门诊部对手术创口作交换敷料（即“换药”）一次。创面愈合很快，很理想。我到医院住院收费处作了一次预结账，是一笔大额款项。方国瑜教授一直从旁关注着我，了解到我的家庭经济情况。

当年，云南大学有一项内部措施，家境贫寒的在校学生，治病住入附属医院的住院费用，可以酌情减收。方教授直接为我找到当时主管后勤的总务长、化学系的张教授，介绍了我的情况。我只是先修班的学生，但他请求按正式在校生予以处理。当时，方教授兼任云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我估计是张教授出于对方教授的重，答允减半收取我的住院费。于是，我母亲得以减轻一半沉重的经济负担， 我也萌生了要报考医学的志向。

当母亲了解到我在昆明的详细情况之后，除了写信感谢方教授的帮助之外，还写了一首诗《闻毓天儿旅中罹疾极蒙方教授夫妇照拂奉谢》：

雏燕辞巢老燕悲，云天怅望意无涯。

传来病讯呻吟态，赖得仁人爱护慈。

午夜不眠惊噩梦，清晨课卜问灵蓍。

茫茫宇宙高情在，心似滇湖量我思。

大约在 1949 年初的一天，我陪同和煜堂去看望一位同学。和煜堂是 1947年丽江省中毕业高考后，被云南大学航空工程系录取的。他的这位同学在全免费的昆明工业学校读书，毕业后在昆明北郊茨坝机器厂（解放后叫昆明机床厂）工作。我们一起在几座厂房里逛了一圈。车间空无一人，机器闲置，杂草丛生。那位同学说：“工厂产品滞销，厂里资金困难，只好减产停产，辞退大量职工，造成眼前这番景象”。联想当时昆明报纸上有工程师在南屏街乞讨的报道，再结合多次目睹及亲身经历缺医少药的社会现实，我学医的心愿也更加迫切。

由于时局关系， 1949 学年度的云南省高考，较往年后延约一个月， 我用这段时间加紧复习，顺利进入六年制的云南大学医学院医疗系。报到注册时， 我被眼前这笔要求缴纳而我的家境绝无能力承担的学杂费惊呆了。除了向学校申请保留入学资格，我别无良策， 顿感前途茫茫。

云南大学大门附近的青云街，开有不少茶铺，大学生经常在那里复习功课。很凑巧，我从学生们的闲谈中听到一个消息： 云大对家庭经济困难、一时无法凑齐学杂费的学生，经过审查核实，教务处允许缓交学费三个月； 但是审查很严格，名额卡得很紧。

这个小道消息，对我不啻天外福音。我将信将疑， 写了一张申请缓交三个月的报告，请求方教授过目。他看后，认为可以一试。三天后，得到被批准的消息。凭此批条，我迅速办完全部入学手续。我相信，申请报告在审批过程中，方教授起了核实证明的作用。 当时正是辽沈战役阶段，而缓交学费的申请到期时间，又正是淮海战役当中。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以及后来发行的“金元劵”“银元劵”，每天都在贬值。我用几元云南省自铸的半开银元，换到了国民党的“巨额纸币”，按期交纳了第一年的学费。

1948 年冬天，母亲把誊写好的《玉龙旧话》稿件， 托人交到方国瑜教授手中。一星期后，方教授把我召到家中，告诉我他已为稿本联系好一家印刷厂，并谈妥各项条件。他嘱我到南屏街濂泉巷余仲斌先生的商号“丽日昇”处，提取现款半开五百银元送到该厂，当面清点现款后，拿回厂长老板亲笔书写的收据。③

我立即依嘱照办，取款后雇一挑夫挑上银元，找到了位于武成路西段（现人民中路）柿花桥一条小巷内的印刷厂，与一上海中年厂长交割完毕，持收据返回云大，交给方教授。按照谈判条件，因受款额限制，稿本中那些已收集整理好的丽江名胜风光照片，却无法排版纳入书中。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方教授派人找到我，嘱我随同外行。去何处，找何人，做何事，他一概不提，我也没问。他带我走到华山南路东段，转北走进平政街，进入一条小巷内一座小四合院，坐在天井南面的客厅里等待主人。 60 年后，我方知此宅是楚姚镇巷二十五号。

我四面观看，这是一座建筑精美的楼院，客厅内的摆设及悬挂的字画，都有一种文人大家气派。客厅屋檐下的天井边缘，种着一排有茶杯粗、不知名的小树，株距半尺左右，垂直向上生长，无枝无蔓，接近屋檐处才长出枝叶。这座庭院，这间客厅，特别是天井边缘这排极有特色的小树，恍然勾起我心中的记忆：确信我曾到过这里。

慢慢思索，记忆越来越清晰。那是 1936 年初的一个下午，我五岁多，随同母亲和她的一位丽江女友，就在这间客厅拜访过同乡和淑善女士。

和淑善这个名字，我常在母亲和女友们的闲谈中听到过，知道是一位大家闺秀，但一直没有见过。那天看清楚了，她是一位身体修长、眉目秀丽、温柔敦厚的中年妇女，脑后梳着一个发髻，鼻翼旁的脸上长着一粒小黑痣。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得知她有一个女儿，大我几岁， 还有一个与我年龄相近的儿子。我见到那位姐姐一眼，穿着女学生的制服，晃个身影就走开了。这已经是十二年前的往事。

稍候片刻，主人出现了，我一眼认出她就是和淑善女士，看起来与从前毫无改变。方教授向她谈了《玉龙旧话》出书的事，又作了几项求托，我在旁边恭听。谈完后，我与方教授告辞返校。

约十天后，方教授给我四首旧体诗，嘱咐我交付印刷厂排版；他强调版面放在“目次”之后，要单独占用一页。

 赵银棠著作《玉龙旧话》自序

《玉龙旧话》的这四首“题词”，在 1984 年出版《玉龙旧话新编》时，未被录入。现今回想起当年索取诗稿及出书的艰难过程，特别抄录纪念如下：

丁杨文漪题词

其一

神话民歌次第编，雪山风物纪来全。

名人著述诗如锦，姓世流芳不计年。

其二

自序悲鸣仔细看，重重压迫怅无端。

与君一掏同情泪，世少知音莫浪弹。

赵夏淑华题词

其一

玉龙山下旧名家，名家有女性清华。

四德更兼慈母训，文如织锦字簪花。

其二

字字珠玑句句园，班姬风格谢家篇。

愧我无才空白首，羡君福慧两兼全。

当年我少不更事，不知道向方教授求教这二位作者的情况，也没有了解方先生请和淑善女士辗转求托的原因。到了 2008 年， 60 年后，当我想探知作者的情况时，了解这件事情的长辈们早已逝世了。但是， 我仍记着和淑善女士当年的容颜笑貎，期望能从她的后人那里得到一些信息。

当年 8 月 6 日，我给杨允楠、和钟华二位教授写信，求托他们打听一点有关这方面的消息，又很快收到了他俩转示的一封复信：

钟华表妹：

数函均悉。和先生所询丁女士我不知道，现把询及我家的有关人事简述如下：

函中所说的和淑善是我的母亲。“大我几岁的姐姐”当是我的曾裕姐姐，她今年已有 84 岁了，和子女住在江西鄱阳县油墩街镇。“年龄与我相近的儿子”可能就是我了，我也已 80 岁了。和淑善和夏淑华（我的二伯母）都是赵藩的儿媳。信上说到的那个四合院是赵藩的旧居，是原楚姚镇巷 25 号，现早已不存在了。夏淑华是四川泸州人， 1889 年出生， 1981 年7去世，享年 92 岁。伯母生前善诗，她的子女们曾经把她的诗作收入《琴茗簃主人遗稿》， 和先生来函中所附的《题词》（二）当中的前一首“玉龙山下旧名家……”即在其中。《琴茗簃主人诗稿》作为附录编入了她的子女所编篡的《石禅老人赵藩诗词选》中。

以上所述请转告和先生。谢谢！

赵江 2008.8.19

《玉龙旧话》为三十二开本，直排，每印刷页十七行，每行四十二字，每页可排柒百一十四个印刷符号，共一百二十页。我们交稿付款后，就力促印刷厂开工捡字，要求按期交货。议定校稿三次，三校后即开工排版印刷。每次校样送到，我就日以继夜地校对，以最快速度完成。

当时，我们既没有商业经验，又缺乏法律监督意识，全以君子之心对待事物，认为对方定会按诺言执行。 因为事先未签订一份详细的商业合同，付款方面，又毫无“分期付款”“验收交割”等经验， 完全被印刷厂上海老板的“态度”“承诺”所蒙蔽。我们一开始就付了全部货款，结果由主动变为被动，交货日期一再拖延。我原拟增加两个页面，请方教授给全书写一篇小序，也被老板一口拒绝。上海老板口口声声只认一个钱字，没有一点商量的馀地，不仅“小序”加不进去，许多精美的插图也只好“割爱”了。

开印之前，我发现正文末页还空着半页，建议加入一段“后记”。方教授同意了，嘱我拟稿。我写的稿文，他不满意，立即代我执笔，写了下面一段文字：

去冬，家慈寄是书稿本至昆明，迁延至今始印竟。初拟搜集雪山照片，制版装入，因物力艰难而止。排版校字，随校随有，虽多番改校，犹当不免有错落矣。付印至成书，多得方国瑜教授、和淑善女士指示，且蒙丁、赵两夫人题词。至可感也。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日

毓天谨记

印刷厂交货，已是 1949 年 9 月中旬。印刷五百册，印刷费用五百半开银元，合每册半开一元，相当贵了。按原计划，本拟大部份运回丽江，但因时局变化太过快速，一直无法运送。

1949 年 7 月 1 日，丽江在地下党领导下组织大游行， 丽江专员习自诚投诚起义，交出地方政权，丽江宣布“和平解放”。 12 月 9 日，国民党省政府主席卢汉率领七十四军、九十三军和地方保安团四万余人起义，宣布“云南和平解放”。紧接着，国民党第八军及二十六军进攻昆明，昆明军民开展昆明保卫战，取得胜利。这批印好取回的《玉龙旧话》，我无经济能力运回丽江，只好三册、五册分别打包， 分两三次托请回乡亲戚朋友带到丽江，交给我母亲。 其中少数则由我和方教授赠送给省图书馆、报社以及昆明的亲戚朋友。剩下的绝大多数书，只好堆放在方教授那间极小的客厅角落里。

1952 年年底前后，有书商到云南大学征购旧书，方教授万不得已，让他们以接近废纸的低价搬走。事后，方教授的儿子方应祥在学校找到我，交给我处理后的书款几角人民币。 后来书在社会上流传，大多是通过旧书摊买到的④。

这本《玉龙旧话》，在上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的历次革命政治运动中，就成为对我母亲进行诽谤、中伤的依据和炮弹。 1957 年反右运动之后，母亲被划为“右派”，押解到大理州宾川县太和农场改造。接着是十年文革大劫，母亲再次受到“打倒在地，又踏上一脚”的无产阶级专政。 直到 1982 年夏天，我国著名军旅作家白桦、彭荆风二人访问滇西北，路过丽江，专程看望我母亲，对《玉龙旧话》作出肯定评价；他们又积极建议重印此书。他们还在《人民日报》《滇池》《春城晚报》以及《读书》等报刊上， 不遗余力地推介赵银棠与《玉龙旧话》。 云南人民出版社采纳了彭荆风与白桦的建议，在杨世光同志负责下，我母亲作了修订和补充，又加入一些 1984 年以前的作品，书名定为《玉龙旧话新编》，并于 1984 年出版。 ⑤

方国瑜教授年长我母亲一岁，彼此不是亲戚，只是泛泛的乡友关系。但据我的观察与理解，他看重我母亲以一个边地清贫文弱的女子之身，不仅热爱家乡，追求真理，极向上，更能冲破世俗的羁绊与嘲讽，奔走边地，博采风情，考查文化，综合写出介绍纳西族文化历史的第一本专著，实在难能可贵。为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为了鼓励母亲献身文化的精神，方先生願意尽力促成此书的问世。

从 1950 年起，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持续不断。诸如反动党团登记、忠诚老实运动、肃清反革命运动、土地改革运动……都是我读大学期间的经历。大学里的学生，这些运动都安排在每周一个下午的“政治学习时间”进行。 我参加工作后， 精神上压力最大的是 1959 年出版的那本《纳西族文学史》，上边开辟专节对《玉龙旧话》及其作者进行体无完肤的漫骂和唯心主义的批判。

大约在 1952 年下半年到 1953 年上半年间， 学校安排有一项政治运动，开始的动员阶段是交代个人历史问题之类。一天下午，我与同学在青云街茶铺看书，邻桌几个谈论着的，是中文系与历史系的学生。突然听到他们中有人提到方国瑜的名字，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再仔细倾听，没有听到更多的内容及看法。

当天傍晚，我到方教授家中，单独向他谈了下午的见闻。他带我离家出来，走过矿冶系楼前，来到昆明古城墙内的云南大学小操场，再穿过古城墙的小城门洞，向北走到环城北路（现“一二·一”大街）的大学北后门口，又从原路返回小操场。在这条校内南北通达的路上，路灯稀疏，行人很少。我俩来回漫步，边走边谈，将近一个小时。对别人背后的议论，他说“可以理解”但值不得“大惊小怪”。他谈得最多的，是一些所作历史研究外出考查的旅程经历和种种见闻，至于学术研究，我听不懂，也没有提问，谈的较少，但都没有涉及到政治问题。虽然时隔五十多年了，这次与方教授单独散步的长谈，我却终生铭记。

1962 年夏，我三弟从昆明市第二中学初中毕业，参加升入高中的中考笔试，他在三个学年中都是学校的“三好学生”，却迟迟未得录取消息。他向班主任询问，回答是：“考得再好也不会录取的！” 细探原由，方知是受家庭政治出身影响， 审查没有通过。 那几年我知道方教授兼任云南省高考办公室主任的职，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只好请他帮助。方教授详细询问了情况，又得知相同情况不予录取的还有几个。他认为初中毕业的好学生，正是接受共产党教育的重要时期，怎么能把他们推向社会，任其自生自灭呢。 两个月后，在方教授的过问下，我的三弟以及其他几个同学都收到了“录取报到通知”。

1972 年 12 月 28 日， 母亲 69 岁，从鹤庆中学正式退休。次年一月初，她来到昆明，挤住在三弟居住的昆明市开关厂“筒子楼”一间宿舍里。方教授得到消息，不顾自己眼底黄斑病变、视力大碍的有病之身， 由人搀扶， 坚持从云大北院步行到开关厂宿舍，来到这间在三楼上的小屋，专程看望我母亲。话题谈到《玉龙旧话》，谈到了当年书中那篇感人肺腑的《自序》。在这篇《自序》的末尾，母亲写道：“……如今，如今，我把所有的悲痛隐藏着，我把我的梦和醉的影子追摄下来。这，当然不是个人的完整著述，可是我已下了决心， 在不久的将来，我要大胆地尝试一种创作，我要任凭理想与幻梦的飞翔，要创造玉龙山下的一个天国，如果一息尚存的话。” 方教授希望我母亲要保重身体，至于继续写作，要量力而行，更不要着急。他凝重而又关切地说：“要让自己的理想与幻梦飞翔， 这种心情我能理解， 但最重要的还是要把身体和精力先调理过来——必竟被损耗得太大了！”

母亲旧著《玉龙旧话》成书的前后经历，都离不开方国瑜教授的支持与帮助， 而我在云南大学的入学与就医以及三弟的中考升学， 也同样得到了方国瑜教授的关怀与帮助。我与方教授相识三十多年，对这位品德高尚、学识渊博、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助人为乐、和蔼可亲的历史学家， 在我心中永远怀着尊敬、爱戴与感激之情。

编辑杨文翠 校对邵艳彬 审核吴仕平 主编钱丙申

 本文作者和毓天教授 1955 年云南大学医学院六年制医疗系本科毕业照

本文作者简介：和毓天教授 1955 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医学院六年制医疗系，在实习与进修期间，受教于中山医院一级教授荣独山先生。和毓天先后担任《实用放射学杂志》《临床放射学杂志》编委；在文革中期主编《肝胆胰脾影像诊断学》，创办并主编《临床医学放射学杂志》，写成《我国的尘肺》等书稿，是云南省影像诊断医学的奠基人之一。和毓天教授从事放射医学临床、教学、科研工作 50 余年，并牢记荣独山教授“一个好的放射科医师，必须是一个好的临床医师”的教导，为云南省放射医学的创建和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

本文摘编说明：《玉龙旧话出书的前前后后暨怀念方国瑜教授》， 是和毓天遗著《在母亲身旁》书稿中的一章。考虑到原稿中有些内容与本篇题目没有多少联系， 摘选有删节。本篇中的两幅插图、赵银棠的诗《闻毓天儿旅中罹疾极蒙方教授夫妇照拂奉谢》， 以及按语， 都是编者所加。有关《玉龙旧话》印刷费用的按语， 是对 1948 年至 1950 年间赵银棠家中经济状况的补充说明——因为赵银棠的家庭在 1949 至 1950 年间突遭变故， 处境极其困难， 生活多靠亲友帮助维持。而指控其丈夫贪污 200 多万斤公粮之事，完全是不实之词。

（本文编者云南大学物理系和毓伟 2018 年 12 月 15 日补记）

按①：中国著名民族学学者、云南大学李子贤教授在《赵银棠与纳西文学宝库》中评价说：《玉龙旧话》“是纳西族历史上第一本由纳西族作家编撰的收录纳西族民间文学作品以及书面作家创作、探讨纳西族社会历史、文化典籍、介绍丽江地区风土人情的专书”。

按②：有关当年“七·一五事件”消息报导，见刘兴育主编《旧闻新编——民国时期云南高校记忆（下册）》（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7 年初版）第 106 页录载《平民日报》第 2 版：……兹悉昨（十五日）晨，进入云大之警察事先曾通知熊校长庆来，入校后立在该校东宿舍查出嫌疑分子九十余名，旋进入会泽院清查。该院一二两层遭遇职业学生之坚固顽抗，官警受伤者达四十二人，大部分学生占据三层楼房坪舍抛掷砖瓦、石灰，该警局仍正剀切开导中。又宪兵在南菁学校被奸匪职业学生攻击重伤者三十五名，轻伤二十二名，总计五十七名。

按③： 关于《玉龙旧话》印刷费用“五百半开银元”的说明：见赵银棠《玉龙旧话·后记》：……李子方“从四、五岁时就在我父身边受业，一直到十四、五岁，不曾一日离开”。 ……“今岁，子方由西藏来到丽江，正值此书付印成问题的当儿，偶尔谈及，他便慨然应助。”又见赵银棠《历程实录·社会急剧变化时期的个人命运》：“旧话”成稿之后，“助力无所寄托，更不敢奢望得人指教。正在途穷无望之际，事情突现转机。这一年，从小跟在父亲身旁读书长大的藏族学生李子方，由德钦来到丽江。他经商多年，手头较为宽裕，义气又那么豪迈慷慨。他提出要为我的父亲修建一座墓碑，要给我的母亲留下一点生活费用，还乐意为我出资印书，问题都能帮助解决！在这种条件下，我的稿件即托熟人转交方教授。”

按④：记得当时方教授对我母亲说：“堆放在我那儿的书（指《玉龙旧话》），还拿出几本赠送了有关文化单位，如省图书馆、云南报社等。”方教授把书处理的这些情况，我后来在彭荆枫和黄裳的著作中得到了验证。读黄裳《游滇日记》，他说：“1956 年 11 月 12 日。下午到省委、省人委，又拜访了《云南日报》社，借到一叠云南书志。有铅印本《大理县志》，不全；有马子华《滇南散记》、有赵银棠《玉龙旧话》等” （黄裳 1949 年任《文汇报》主笔， 1956 年重回《文汇报》任编委）。而彭荆枫在 1982 年《滇池·文学简忆》中说：“那大约是 l950 年的事了，我随部队刚进驻昆明，在旧书肆里见到一本白底黑字封面，印得很简陋的《玉龙旧话》，作者是赵银棠。我那时候，正想从多方面了解云南边地生活，就买了回来。原来这是一本介绍纳西族风土人情、历史文物、诗歌神话的书，文笔细腻、颇有文采，看来这是出自一位旧家闺秀之手。”

按⑤：赵银棠年近 80 岁时，被丽江县人民政府聘为顾问，回到家乡整理编著本民族的文史资料，四年来出版了《玉龙旧话新编》《纳西族诗选》 以及多篇纳西族文化文稿。 在赵志忠教授主编的《20 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百家评传》中，选入 104 名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优秀代表，其中女作家７名，赵银棠排在女作家之首。